最近五、六年來“中國崛起”的呼声甚囂塵上，其氣勢早已壓過所謂“中國即將崩潰論”的說法。中國航行在波浪曲折而動盪的環境中，最讓眾多自由主義者關注仍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。其實，政治改革沒有一成不變，放諸四海皆準的“普遍論”。從微觀論之，經濟富裕後，個人自由或權益保障的要求應之而起；然而，治理大國若烹小鮮，沒有宏觀的角度或長期的觀點，經濟條件與文化條件皆未具備，冒然急切地要求民主改革，最後將注定失敗，8964天安門事件是最佳的例證；而民主體制不健全或不成熟，最後亦將使法治盪然殘存，臺灣是最好的例子。
典範移轉決定中西文化各自發展的方向
從宏觀的角度觀察，中國的崛起，不能孤立地就眼前種種的外表現象，以有限的社會科學理論觀點，去做各種各樣的分析，得出零零碎碎的結論，最重要者，要把它放在400年來，中西文化發展盛衰起伏的波浪循環演進過程中，看出双方相對勢力的較量，以及從表象透視科技發展的“典範移轉”（paradigm shift）過程，決定了各自社會發展的方向。筆者向來深信，中國文化源遠流長，自古以來即擅長以直觀智慧，體會人類生命精神本質的奧妙，進而展示一套修行功夫的認識論，而有別於西方文化400年來，偏執“邏輯實証論”理性分析的認識論。
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（Joseph Needham）認為中國的科技水平在1600年以前領先西方國家，後來落後的原因，雖有各種解釋，其中之一是中國缺乏數量分析的實驗傳統，以致於面對“牛頓典範”崛起，偏重經驗研究的實證分析，恰好非中國之所長，而直觀體悟的“默會知識”（Tacit Knowledge）難以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，易經所謂“言有盡意無窮”；老子：“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”；莊子： “世之所貴道者書，書不過語，語有貴也。語之所貴者意也，意有所隨。意之所隨者，不可言傳也，而世因貴言傳書。世雖貴之，我猶不足貴也，為其貴非其貴也。故視而可見者，形與色也；聽而可聞者，名與声也。悲夫，世人以形色名声為足以得彼之情！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，則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而世豈識之哉？”（天道篇）孔子也說過“下學而上達”，亦即要從形而下的經驗層面，超越進入形而上，難以用語言文字描述的境界。這些直觀體悟的境界，在“牛頓典範”崛起後，由於偏執“邏輯經驗論”的方法論，竟視之為毫無經驗可証性的非科學命題，因而被揚棄、遭踏、甚至於丟到毛坑裡去。
當文化自信心丟失後，民族信心也隨之而亡，於是可見一切崇洋媚外，喪失獨立自主性的性格與國格，乃至於為軍購案，遭到AIT處長楊甦棣干涉內政的談話，執政黨竟然麻木不仁，不以為恥。
四百年來，人文理性屈從於邏輯理性
西方文化這400年來的思惟模式，偏向“邏輯理性的優先性”，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是“人文理性的優先性”，要把 “先於邏輯的”那一面發揮得淋漓盡致，把神話、語言、宗教、藝術等「內容真理」從特殊事物提高到普遍有效的層次，此與邏輯和科學的認知功能並無不同，此為卡西勒（Ernst Cassirer）哲學的要義，也是後期維根斯坦及海德格所謂的“語言的轉向”，要把“語詞從邏輯定義的規定性中解放出來，或把語言從邏輯法則的壓迫下解放出來！”這種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轉向，使東方文化與哲學的高明價值，重新為世人所體認。
“牛頓典範”盛行時代，强調形而下的經驗研究，以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形成定律，再以嚴謹的定律與定律之邏輯關係形成理論。這種分析的、抽象的思維方法，就是西方文化四百年來科技進步背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，而為中國人所不習慣或較不擅長的思維方式。一直到20世紀物理學 “愛因斯坦典範”的崛起，オ發現“牛頓典範”時代的方法論有了極限，雖然對人類的科技進步貢献甚大，也讓對它陌生的中國人吃足了將近200年的苦頭，但因“牛頓典範”偏重“邏輯理性的優先性”，使“人文理性”也屈從於“邏輯理性”的宰制中，两次世界大戰益發令人不寒而慄。
美國著名物理學家Fritjof Capra就說過：“每一字或概念，無論多清楚，只有有限的應用範圍，科學理論對實體從未有完整與確定的描述，他們永遠只是接近事物的本質。更明白的說，科学並未研究真理，他們只對實體作有限的和近似的描述。”方法論大師Michael Polanyi在1966年也說：“我們所能知者超過我們所能說者”（We can know more than what we can tell.）這些觀點都超越了邏輯經驗論的認知，到了20世紀90年代知識經濟時代來臨，才真正認識到企業競爭的關鍵不在於西方400年來所開發的“外顯知識”（Explicit Knowledge），而在於那不可言傳、難以模仿的 “默會知識”（Tacit Knowledge），後者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“精髓”，而已失傳久矣！
因此，真能體會中國文化的高明精髓者，面對西方文明的科技進步，雖能體認他們的進步，帶給中國人的可能傷害，只能自求進步，以免落後挨打，但絕不會因此而妄自菲薄，屈從西方文明那一套所謂的 “科學人生觀”。從這裡吾人可以理解到，最近麥健陸（James McGregor）所著的暢銷書《與龍共舞：十億顧客的商機與挑戰》（天下雜誌譯，2006年）一書中李鴻章承認 “中國在科學和商業上己經落在他國之後，但他同時也堅信，建立在倫理道德和儒家『君子』理念基礎上的中國统治體制，是世上最完美的政體。中國可以透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，並將這些元素有效嫁接到本國文化和儒家統治政體而求得生存：即在推進國家現代化的同時，保留中國文化的‘精髓’。”（頁69）
李鴻章的想法，大致和張之洞 “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”的主張相似，雖然李鴻章缺乏當代比較政治制度的知識，中國统治體制是否如他所言，是世上最完美的政體，仍有討論的餘地，他和張之洞等熟讀中國古書的傳統知識分子，以及後來的孫中山、楊仁山、馬一浮、湯用彤、熊十力、陳寅恪、粱潄溟、方東美、唐君毅、牟宗三、黄文山等等都曾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，提出許多卓識遠見，均能體會中國文化精神確有高於西方文化之處。從方法學論之，以抽象概念的邏輯推理，建構理論以描述、解釋、預測經驗現象的因果關係，中國不如西方。但西方尋求理論規律，以求控御自然世界與人文世界，早已預設人與自然、人與人的二元對立，順此文化精神發展下去，人與自然難求生態和諧，人與人之間亦將因對立而疏離異化，馴至發生惨痛的戰爭，可謂事有必至，理有必然也。
追尋現代中國：改革開放促進中國崛起
中國文化在1600年左右，誠如美國世界知名歷史學家史景遷（Jonathan D. Spence）在《追尋現代中國》一書中所說： “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幅員最遼闊、人文薈萃的統一政權。其疆域之廣，世界各國均難望其項背，當時俄國オ開始形成统一的國家，…此時中國人ロ己逾一億二千萬，遠超過歐洲諸國人口的總和。”（頁5）1793年英國使臣喬治•馬戛爾尼勛爵（Lord George Macartney）為打開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，晉見已近暮年的乾隆皇帝。當時的中國無論從人口或繁榮程度而言皆是世界之最。（麥健陸，2006：64）有趣的是，中國因鎖國政策，無知於西方文化“牛頓典範”的崛起，一連串文藝復興後的宗教改革、啟蒙運動、エ業革命、海外殖民統治…等帶有進取性或侵略性的商業和軍事行動，注定中國人必將因無知落後而挨打，幾至亡國滅種，幸因中華民族強靱的文化內聚力，終於否極泰來、剝極必復，而有1978年12月的中共中央12屆3中全會“改革開放”政策的來臨，而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，距馬戛爾尼開啟中外通商談判序幕已經208年。
從文化表象觀察，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，誠如北京一位中央官員所說，可用1234來表達，即外滙存底世界第一，吸引外資數量世界第ニ，僅次於美國，進出口總量世界第三，GDP總量世界第四，僅次於美國、日本、德國。由此可見，改革開放不到30年，中國已逐漸擠進世界富強國家之列，其文化生命力之旺盛，令人歎為觀止。據此以觀未來發展，中國正在走上恢復乾隆盛世，及1600年代的世界一流地位。中國市場有可能主導或設定資本主義世界的遊戲規則，而非1967年尼克森在《外交事務》双月刋所說：“中國不改變，這個世界就不可能安全。因而，我們的目標就是，盡可能利用我們的影響引發改變。”60年代的美國代表西方文明的盛世達於登峯造極之境，盛極必衰，到了1972年，美國為求解決中國南方的越戰問題，及中國北方蘇联對美國的核武競賽問題，尼克森總統毅然紆尊降貴，跑去北京向毛澤東磕頭，震驚全球，從此改變了世界政治秩序，直到七○年代晚期而有中國改革開放與中美建交。
究竟是誰改變誰：西風壓倒東風，還是東風壓倒西風？
所以，究竟是誰改變誰？是西方文明價值的普世論要改變中國，還是中國文明的價值已經消融整合了西方文明的經驗科學理論，再也無懼於西方的船堅礮利？當西方人發現物理學已突破經驗論的層次，走向中國傳統儒釋道心物一元和曲線思考的神秘主義之形上境界時，一個新時代、新文化即將誕生，那就是人類將中、西、印三支主流文化融會貫通後所創造出來的新文明，即將誕生在中華大地。最近一期“時代”雜誌（October 30,2006）刊出專文指出，亞洲擁有人オ，加上充分培訓，己經足以啟動一場科技革命，照目前趨勢，亞洲國家不久就能挑戰美國與歐洲的科技覇權。
中國將改變世界的文化，成為全球最大的玩家。就中國歷史而言，中國的崛起，其氣勢將超越漢唐。就世界歷史而言，中國的崛起，其文化價值將如過去一般，吸納整合外來的西方文化價值後，成就人類的新時代文化價值。至於現今歐美和東南亞國家青年，爭先恐後學習中文，以及中國發射太空飛船的成就，和全球100大城市設置孔子學院，只不過是理有必然，事有必至，而為茶餘飯後助興談話的資料罷了。 |
